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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时代的背后》是腐烂的印度

题图是安纳瓦迪贫民窟的照片。本文用图出处:“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 by Katherine Boo.

两周前,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私信我,赠阅了一本《美好时代的背后》。以下内容引自编辑蔡老师:

这本书从一个外部视角,来看待印度1991年接受经济改革后,底层大众的生活境况,虽然不太关注文化层面,但对印度社会的贫富差距、民主政治的腐败、宗教种姓矛盾、性别问题等都有体现。作者透过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展现了印度社会精英阶层的贪婪,他们对普通大众的困境熟视无睹,不公和贪腐不断侵蚀着社会道德空间,底层的民众只能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互相争夺,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场灾难,也让人不难联想到近期的印度。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要先表明利益关系,我免费获赠了这本标价69元的小书,独立阅读后认为值得推荐给大家。

这是一篇书评,可能顺便黑了印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一直不喜欢这句话,它似乎暗含了一种歧视:贫穷和饥饿会夺走生而为人的美德。直到我见识了真正的贫困——所谓赤贫,一无所有,没有身份、没有救济、没有希望。在赤贫之中,人所剩的只有动物性,赤贫者的世界只有丑恶的惨状。

关于印度的贫困和凄惨,中文媒介上的信息始终是割裂的。一方面,漫天遍野以“奇葩”为主题的窥探,猎奇的背后诞生了许多以偏概全甚至扭曲事实的论断,以不真实的方式展现了印度的凄惨;另一方面,电影和小说等文艺作品又将这种悲惨浪漫化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白老虎》以及阿米尔汗的系列作品,看似真实,但那其实千万分之一的幸运,距离真正的凄惨有些遥远。

《美好时代的背后》是一本让我们看印度多惨的书,但是相较于其他许多关于印度的文字而言,赢在了真实。这是经年累月非虚构写作训练练就的冷静旁观视角,这恰恰是“黑印度”的正确方式——把真实的印度展现出来。

一、我们对贫穷一无所知

相较于其他以印度贫民窟或者穷人为主题的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研究,这本书更像文学作品。事实上,我一直读到后记都在怀疑,这是不是模仿非虚构写作笔调写出来的小说,因为书中以小传方式打造的贫民窟众生的画像和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太过戏剧化。正如书评中称作者“凯瑟琳·布是乔治·奥威尔最优秀的追随者”,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安纳瓦迪贫民窟像是奥威尔式反乌托邦的另一种呈现,去除了政治口号和任何隐喻的浮世绘。

插一句,大家或许注意到了作者是个“她”。她在孟买机场旁的贫民窟里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用于采访。书中的记录建立在对186个人的反复访谈、3000多份档案以及亲临现场的亲证,她目睹了贫民窟里的肮脏、污秽、血腥和偶尔的快乐。

对于多数不了解印度的读者而言,本书能够带来的就是一种窥视他人惨状的奇异猎奇感。数据显示,以日均收入2美元为贫困线,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据估测2020年末贫困人口数量超过1.3亿,2倍于疫情之前。如果大家去看这本书,请在页首显眼的地方写下:2美元=150印度卢比(也可以按照10年前的历史汇率:100卢比),很快你便会发现所谓的贫困线已经是多数贫民窟居民眼中梦想收入。照此思索,便可以理解为何稳定的90卢比日薪的清扫下水道的职位值得费劲心思去争取,也可以理解阿卜杜勒一家卖废品一天赚500卢比为何会招致邻居的嫉恨,同样的逻辑,区议员们假借在贫民窟中办学骗取的数千美元、买卖贫民窟选票的数万卢比简直太过轻巧。穷人都是最精于计算的会计,他们知道如何将每一分钱花到极致。

11年前我在印度交换学习的时候,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可怕的学校食堂,我们中午会去学校周遭挑战各种路边摊。印象最深的是路边的饼摊,火炉上架块铁板,抹点油烤两个饼,然后配上一份用锡纸装着的土豆泥,土豆泥上的浇着一勺咖喱,再点缀两个青辣椒,如果你不嫌弃,还可以直接用公用的不锈钢杯子倒旁边的自来水喝。那样一份饼要15卢比——当时折不到2块人民币,当时我们买一瓶矿泉水也是15卢比。这是当时我们在印度诸多路边摊挑战中几乎最便宜的一顿饭。

这样的一顿饭,却是书中孟买拾荒者们宛如庆典一般才能吃上的大餐。那他们吃什么?吃水塘里的虫子、青蛙,吃垃圾堆里剩下的残渣。能够拥有厨房和屋顶,哪怕有个能生火的炉子的人,都已经是贫民窟中的佼佼者。

贫穷当然不止于没钱,可能连命都变得贱。如果说用金钱来衡量的苦我们多少能有直观的感受,那死亡带来的冲击则让人难以接受。印度是个人命很贱的国家,乞丐、拾荒者、贫民窟里的不可接触者就像钢筋混凝土城市森林里的蝼蚁,被滚滚车轮碾死,却丝毫不值得载入记录——但是这本书恰恰做了忠实的记录者,那些在警察、法医笔下记录因为“未知疾病”、“无人目睹的车祸”、“食物中毒”等草率原因去世的穷人,构成了作者描述的整起事件的题眼。

故事起因于跛脚女人法蒂玛的自焚,围绕她的死和随之而来的诉讼,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贫民窟内外各色人生的形状。个中精彩故事桥段在此不做展开,值得提起的是作者无意中记录的多起死亡,那些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的仓促死亡。一个贫民的死亡,就像秋日的落叶从树上,路人连看都看不见。

逻辑很简单,如果背后没有可以盈利的买卖,不论是警察的勒索、司法的敲诈,还是对于地方党派的政治宣传作用,如果贫民的死不能给这些“上流”的人们带来真金白银,那一条人命就是分毫不值。

法蒂玛将得了肺结核的一岁女婴溺死在水桶里,被解释成了一场意外,除了招来邻居的厌恶外没有任何后文;被车撞倒的年老拾荒者被车撞伤后,在主路车流中躺了两天直到流血过多而死去,验尸官却送上了肺结核的结论,并迅速将尸体捐给了当地医学院;小乞丐卡卢被人发现死在登机楼外的花园里,死因未知,但是警察们还是利用他的死把附近的街童都敲诈了一番;另一位街童则在警局被暴力侦讯后选择了服老鼠药自尽。

贫民窟中的人都明白,“在日益繁华的现代城市里,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间里,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值得玩味的是,根据作者的说法,安纳瓦迪里贫民窟的这些居民,在当时印度政府的统计口径中,属于已经脱贫的人口。

我们显然对贫穷,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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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相蚕食的逻辑

贯穿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可以一言以蔽之:穷人之间的互相蚕食。当群体可供分配的食物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时,填饱肚子的努力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干掉同伴,甚至吃他们的肉。很多人难免会好奇,书中安纳瓦迪的居民都过成这样了,他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与“上流”人士们对抗一番呢?为什么在不公和虐待面前他们连鱼死网破的愤怒决心都没有呢?

早些年,我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印度低种姓阶层和「贱民」阶层不想起来造反或者暴力推翻这个社会吗,像陈胜吴广那样的?在当代中国人的逻辑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理念深入骨髓,但是印度人的世界中却无此思维。相反,印度的底层民众很少奋起反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各种游行集会大多源自政治和宗教势力的背后搅动,少数由群众自发的运动主要是学生们的组织。书中最矛盾的就是贫民窟中女大学生曼朱的视角,她以极大的不解看着这片焦土,却又以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

仔细思考一下,印度的社会治理体系实际上牺牲了广大的贫民利益。印度的生产力和建设水平无法支撑起一个15亿人口,精英政治框架下形成了畸形的贫富差距。疫情之前的统计表明:10%的富人拥有这个国家80%的财富;1%的富人拥有58%的财富;更极端点,最有钱的16个人的财富相当于末端的6亿人口的财富之和。与此同时,7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或者贫民窟中;35%的人口是文盲,注意一下文盲的定义是无法用任何一种文字写出自己的名字、无法阅读(#选票上的名字#)、无法完成两位数加减法。

疫情之后的今天,这个分布应该高峰更高,长尾愈长。位于财富分布曲线长尾上的贫民们,可供分配的资源极其稀少,当一层又一层的压榨齿轮滚过一道后,他们面前剩下的蛋糕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印度的阶层是割裂的,贫民的上升机会微乎其微。所以贫民窟中的人们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贫民窟百万富翁、白老虎甚至是莫迪总理式的阶层跃动,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争抢收来的废品,费劲心思获得清扫下水道的工作机会,在黑工厂做工被机器压断了手之后第一反应是祈求老板原谅。

饥饿来临,实在没有食物,只能吸食收垃圾得来的涂改液让大脑麻痹,却忽然发现住在隔壁铁皮屋子里的邻居竟然存钱买了墙砖在修房子。当所有人都在陷入深渊时,有人抓住了向上攀爬的绳索——阿卜杜勒一家辛苦收废品卖钱,逐渐修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甚至规划着搬离贫民窟。所有下沉中的人都向抓住绳索的一家伸出了手,不一定是为了自己能够逃出困境,而只是为了拦住变得更好的同伴。自焚的法蒂玛对阿卜杜勒一家的诬告,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却让阿卜杜勒家脱贫的希望彻底破灭。希望就像贫民窟街童们吸食的涂改液一般,上瘾、致幻,却是有毒的。不仅会毒死拥有希望的人,副作用是会让周遭的人更加绝望。

阶级流动几乎被锁死的情况下,脱贫的战争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个人的边际改善都一定牺牲了另一个人的生存可能。这就是贫民窟互相蚕食的逻辑,但一定不能将之归结为人性的恶——这是体制性的恶,是整个印度社会社会治理的腐烂,政治精英、官僚、资本、中产甚至是完成脱贫的人,都变成了蛆虫,一层层地向下吸血,最终把贫民钉死在泥沼中。

书中的所谓“上流”人士过于真实,修女倒卖捐赠品让孤儿饿死,贫民窟医院收完病患所有钱后让病人死去,警察为抓紧一切机会恐吓并且索贿,检察官在审判的最后一刻都在利用贫民的无知原告被告通吃。美好时代的背后不是阴影里的贫民们,而是这些“上流”人士共同组成的印度。

腐烂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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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为什么不能

近几年,中国的越来越“能”和印度数十年如一日的“不能”,在中国人眼中是理所当然,对印度和某些西方大国而言,却是价值体系的崩塌。

在印度和西方人的思维里,民主政体本身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充分必要条件。印度有意识的和中国进行比较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间,中国和印度都在迅速融入世界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印度一直认为超越中国是迟早的,原因却很单薄: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最多)。实际情况大家都看得到,在2021年的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回望过去的三十年,最乐观的人恐怕也会说印度的确是“不能”。西方民主与国家繁荣的关系,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美好时代的背后》写于2012年,那时国大党强弩已末,而莫迪狂热尚未登场。书中记录了孟买城中富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用私人保安、自己净水,对他们而言最好的政府就是没有政府。官僚体系的腐败、政治生态的混乱、分配方式的不公都让年轻一代印度人愈发不相信民主。关注印度政治的人肯定记得2012年后印度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反腐斗争,后来赢下德里选区的平民党(AAP)最初就是打着反腐和公平旗号上的台。

2014年当选的莫迪总理用民粹牌暂时稳住了印度,上任之初一度被国大党追着尾巴骂经济上学中国的莫迪在第一个任期内的确为印度带来了不同。但是病根并未改变,印度社会还是建立在层层剥削的治理结构上,贫民底层仍然成为了博弈中的牺牲者。一场疫情,把印人党的民粹狂热打回了原形。

立刻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印度的贫困。

印度的贫困问题是经济学界多年来的研究主题之一,从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到最近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迪芙洛夫妻俩的《贫穷的本质》,诺奖得主们在探讨贫困问题时,总也绕不开印度。

《美好时代的背后》和《贫穷的本质》可以连在一块读,二者调研的背景年代相差不远,作为经济学著作的后者,形成了对非虚构纪实作品前者的理论解释框架。“贫穷经济学”中点出的典型现象在安纳瓦迪贫民窟中反复出现:比如穷人的房子都是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从地基、半面墙、正面墙到屋顶,砖瓦泥就是穷人的小额储蓄账户——这就是阿卜杜勒家的做法;又比如穷人的企业家精神,从机场拾荒或者行窃,再到拆卸和销赃,完整的商业链条正如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夸赞的穷人是“天生的企业家”——可惜的是孟买的小额信贷基本全是高利贷,无法将阿卜杜勒们拉出贫困陷阱。

然而,再多诺比尔经济学奖都没法救印度。充满讽刺的是,“贫穷经济学”理论中推崇的那些行之有效的脱贫手段,通过安纳瓦迪贫民窟的实证结果看来,全部失灵。

班纳吉认为,帮助穷人拜托“贫穷陷阱”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作为启动资金的初始投资,不管是补助、捐赠还是低息贷款,对于完全无钱可投的人而言,他只会越来越穷。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印度的扶贫策略便是如此,他们以资金支持农民、摊贩等穷人进行再生产,从而一步步走出贫困。这件事在印度变成了一宗好生意,企图借几千卢比做个摊贩的人,贫民窟头人会联系懂英语的社工,向非政府组织进行申请。最后的补助数百上千美元,会被层层瓜分,甚至可能那个真正签名申请的人一分钱影子都看不到。

班纳吉的书中提到过人力资源投入(教育投入)的重要性,子女教育典型高回报率却长回报周期的投资。安纳瓦迪毕竟位于孟买,贫民窟中有不少上过学的小孩,甚至还有两个大学生。但是正如书中表现的,教育也变成了一门空手套白狼的好生意。议员和社工们在贫民窟的臭水沟旁搭个棚子,拉几个孩子过来拍拍照,就能从政府那把补贴给赚了,从那以后学校就再没有过运行。同时,从书中描写过的公立学校教师的低到岗率看来,印度的贫民教育体系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

班纳吉还提到了轮转基金(唐提式保险),这是类似与“相互保”的模式,基金成员们定期碰面,每次约定一个金额储蓄入公共基金,然后再统一存入银行。当应急之需到来时,成员便可以从基金中借贷——邻里亲戚间的强大舆论监督则会成为最好的贷后管理。很遗憾,这套办法在安纳瓦迪连生意都称不上,作为账户管理者的贫民窟头人最后直接把所有成员的钱全卷走了——典型的印度领袖。

类似的例子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印度的贫困有太多的解释,穷人缺乏信息来源和教育、服务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低效无能的体制。但是当翻阅完整本《美好时代的背》之后,我们会发现,贫民窟中的穷人从未停止过脱贫的努力,但是“扶贫”的人却从未在场。所谓在场,不是通过国际组织、中央政府或者社会工作者设立的顶层设计,而是实实在在的走入贫民窟的“帮扶”。

印度政府或许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与贫困做斗争,低效、腐败、无能的官僚体系决定了任何一条政策设计,最终都会变成敛财的生意。反过来想想,中国的反腐和扶贫有其内在联系:脱贫攻坚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数基层公务员(共产党员)的集体牺牲,如果没有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这一切显然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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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美好时代的背后,是腐烂的印度。从吠陀时代以来,印度治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强盗逻辑的宿命论。可怜的贫民们听从了祭司的说法,将这贫苦的一生视作人世间的一次修行,忍耐、仁慈、纯洁,最终获得内心的平静。

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好日子的盼头,留给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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