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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析电影《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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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梏下的生命律动

——评《孔雀

从摄影师转型成为导演的顾长卫,曾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一起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而《孔雀》作为其处女作,以丰富的从影经历与深厚的艺术积淀,熔炼了其作品不凡的艺术水准和独特的美学风貌,成功摘得银熊奖的桂冠。正如顾长卫自己所言“电影里有他对生命的理解。”《孔雀》聚焦于普通生命所闪耀的光辉,透析着生命深处的矛盾,彰显着强烈而悲悯的生命意识。在三兄妹富有百味的人生图景中,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客观审视,揭示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人物理想与时代潮流之间的抗衡,人物命运与社会现实碰撞而导致的悲剧性的生活状态,残酷的再现着生命冷酷而又灵动的真相,引发观众对自我与本我的深层次思考。

影片以镜头为放大镜,对上世纪70年代内陆小城里的姐弟三人精确捕捉,分段描述了三个年轻人各自的一段生命历程和生命状态,折射出理想幻灭,精神萎顿以及尘埃落定的过程。高卫红作为理想主义的缩影,在追寻成为伞兵的梦想道路上飞蛾扑火,执着坚韧,对梦想的热忱钟爱,不惜放弃在世俗眼中女性的贞洁。为了求得自己多年缺失的亲情,以自虐的方式换取老人的同情和缥缈的父爱,而这一切,都是高卫红内心深处的无助,在低迷,毫无生机的家庭迫使下采取离经叛道的方式,无畏的去接近自己的梦想,个体生命力与困境束缚的精确展示传达出高卫红在自己的生命长河中对于理想的悲凉坚守。最终在经历多次挫折后向命运妥协,嫁给一个平庸无奇的司机,个体命运的奋力挣扎终究在现实面前放下棱角。相较于高卫红的理想主义,哥哥高卫国则以一种大智若愚的单纯顺应现实,安于现状,呆胖而又不乏精明,在所有人的认知中都是友善无棱角的胖子,在面粉厂上班时会放下尊严去讨好同事,在渴望美好爱情时,会变相的激母亲给自己牵线,看似无害的外表下却有着自己安分守己的生活现状,最终因自己的现实的理念选择了现实的婚姻,对自己的生命有着清醒的认知,是现实主义生存哲学的代表,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现状的质朴写照。哥哥顺应现实之流而立足,弟弟高卫强却选择逃避现实,沦为虚无主义的代表,忧郁消极并且行动叛逆,在众人眼中因呆滞有哥哥被轻视,家庭地位的低下,造就了他敏感自卑偏执的性格,在青春期的痴想发现后被父亲赶出家门,失去了自我的意识与追求,最终被现实改造的面目全非。高位强的塑造同时也群像化的隐喻了社会上部分底层年轻人精神上的堕落倾向和迷惘自我反抗的生命状态。

《孔雀》作为顾长卫的处女之作,镜头语言的巧妙处理和合理运用也是影片不可或缺的艺术要素。大量的固定式长镜头使用使得影片呈现出极具写实张力的纪实主义风格。而冷静克制的镜语则映射了生活的无力感。在高家五口人打煤球的故事情节中,全景式固定拍摄,将一家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映射于银幕之上,翻动搅拌煤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倾盆而下,在雨中略微模糊的背影匆忙的将砖垒在煤球周围,而煤球却随着大雨渐渐流逝,流逝的不仅仅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更是对生命无可奈何的无力之感。在高卫红年以后见到曾经爱慕的伞兵已是是一个漠然木讷的男子时,以西红柿为前景,近景式的固定镜头拍摄将高卫红悲伤哭泣,回归现实的无奈,失望复杂的情绪自然流露。多年以后回望个体渺小无力的生命状态已是悬崖百丈冰。

影片中高卫红对梦想的执着只有同音乐接近才最深刻,而手风琴的使用恰恰渲染了高卫红对于理想的坚守。在影片初阶,高卫红在荒凉的草场上看到伞兵降落,绵长悠扬的手风琴应景而生,高卫红也在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当高卫红用自制的降落伞满足自己理想憧憬时,在市井巷道中旁若无人且肆意张扬,轻快快活泼的节奏搭配着富有层次感的手风琴音色将一个女孩儿心中对于理想追求的热衷感情透着音乐与银幕之前的观众互生共鸣。个体生命中对于理想理念的卓绝追求也于无声处在观众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

顾长卫执导的电影往往极具张力的反映社会底层的问题,并试图给予关怀和思考,弥补了中国电影市场大片化下的缺失,影片尾声时三个孩子都没有等到孔雀绚丽绽放的开屏,而这正如顾长卫镜头下所要传达的生命理念,现实碰壁下不同的生命律动终将会绽放自身的美丽,生活仍要相信现实并有所期待,在期待中不断思考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对生命质地的叩问,在现实中求得自我与本我意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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