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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无极:论宝钗(郑磊著):第八章:“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宝钗的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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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

郑磊著

第八章:“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

——宝钗的文艺观

应该说,《红楼梦》所描写的是一个艺术化了的世界。这不仅仅是指曹雪芹在构建此书的情节内容、篇章布局的时候,使用了大量艺术上奇巧绝伦的构思,也是说小说中大观园内的那些核心人物——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贾探春等等,一个个都是经过了中国古典艺术熏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一定文学功底和艺术鉴赏能力的贵家子女。按书中的叙述,宝玉和探春所出身的贾府乃是“诗礼簪缨之族”。宝钗所出身的薛家,由于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因此“也算是个读书人家”。黛玉之父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湘云所在的史家在贾母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个与贾府大观园相似的“枕霞阁”,看起来也不失为书香门第。而这么一群既有着家学渊源,自身又有相当艺术修养的少男少女们凑到了一起,他们的生活中也自然少不了诸如吟诗填词、看戏听曲、观花赏月、挥毫作画等文艺活动。由于诗歌在当时是正统文学的代表,在各种文艺活动中,作诗填词被认为是最高雅、最能体现文人才气的活动。按脂砚斋的说法,连曹雪芹之所以创作《红楼梦》,目的之一也是要通过小说来帮他“传诗”,即所谓“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甲戌本第1回双行夹批)。所以,落实到荣国府及其大观园中,我们就看到了由群芳们发起的一场又一场的诗社、词会。那么,作为大观园群芳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是作为作者心目中“艳冠群芳”的“群芳之冠”,宝钗又如何看待这些文艺活动呢?特别是她又有着怎么样的文艺观、诗词观,如何对待诸如吟诗填词之类的活动呢?这其实也是关系到我们该如何正确解读《红楼梦》之思想题旨和作者情感倾向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用说,按照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的那些说法,在这个问题上宝钗一定会被描绘成一个十分不堪入目的角色。比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说法之一就认为宝钗是个思想僵化的女子,张口“三从四德”,闭口“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人物一定不会对诗词等文艺活动有多少兴趣,最多视后者为游戏和小道而已。另一种最常见的说法,则扭曲原文,硬说宝钗写诗是为了“讨好”封建统治阶级。但这些说法要么是有意在断章取义,要么干脆是跟原著原文完全相悖的呓语妄言,没有一样是能够真正解释清楚宝钗究竟有何种文艺观、诗词观的。因此,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从宝钗在原著原文中的实际表现,来判断她在内心中到底是怎样看待以诗词为代表的文艺活动的。在本书的前面多个章节里,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分析了宝钗思想上的愤世、出世。事实上,这种思想的倾向也完全体现到了宝钗的文艺观、诗词观当中。一言以蔽之,在曹雪芹的笔下,薛宝钗对于诗词的真实看法,既不是当真视其为游戏、小道,也不是想拿作诗填词去“讨好”某个权贵,恰恰相反,薛宝钗是把诗词当成了抒发自己愤世嫉俗之情和淡泊出世之理念的重要工具,她既凭借着诗词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又依靠诗词阐释了她堪破无常世事以后所领悟到的道锋和佛理。或者更简单地说,在大观园中,吟诗填词之类的文艺活动,跟宝钗在其它方面的举动一样,都深刻地体现了她愤世、出世的思想!这才是薛宝钗最真实的文艺观、诗词观。本章我们即从这个角度入手来谈一谈宝钗对于诗词的态度是如何承载她那种批判主义的思想的。当然了,鉴于上面提到的两种传统的说法曾经影响很大,流传甚广,我们又不能不先从对这两种说法的剖析和反驳说起,让大家清楚地知道传统红学的观点错在哪里、谬于何处,以及我们的结论又有着怎样坚实的依据!

我们先来剖析上面提到的第一种传统的说法。平心而论,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在《红楼梦》中,宝钗也确实不止一次地说过女孩子该以贞静为本,只宜做些针线纺绩的话。比如,第37回,宝钗对湘云说:诗词这些东西“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第42回,宝钗又劝黛玉不要看《西厢记》、《牡丹亭》等杂书,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在蒙府本和戚序本第64回中,宝钗针对黛玉反对宝玉将闺阁诗词拿给外面男人看一事,则又干脆直接说出了有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劝言:“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如果孤立地看待书中的这些情节,读者也确实容易产生诸如宝钗是所谓“封建淑女”、是所谓“卫道士”的观点。但我们结合《红楼梦》中有关宝钗的大量描写来看,问题就远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宝钗在书中的实际表现跟上述带有说教性质的言论实在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

首先,关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尽管宝钗也发出过这样的劝言,但遍数《红楼梦》全书,不难发现,大观园群芳中就属这位宝姑娘最为博学多才!而且不是什么一般的“有才”,她简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譬如,第22回,当宝钗把《山门·寄生草》推荐给宝玉时,宝玉听后的反应就是: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第22回)

为说明宝钗的“博学”,脂砚斋在这个地方还专门注明一笔:

是极!宝钗可谓博学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

同回,薛宝钗还给陷入初次禅悟的贾宝玉讲述了一个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

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第22回)

脂砚斋在这个地方的批语,也再次强调了宝钗的“博学宏览,胜诸才人”:

出语录。总写宝卿博学宏览,胜诸才人;颦儿却聪慧灵智,非学力所致--皆绝世绝伦之人也。宝玉宁不愧杀!(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

另外,前面我们提过,在第76回中,湘云提到的一个“棔”字,也体现了宝钗的博学之才:

湘云……因联道:“庭烟敛夕棔,秋湍泻石髓。”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才说‘棔’字,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开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第76回)

还有书中更为著名的,第42回中宝钗所作的一番“画论”:

“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第二件,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第三,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折裙带,手指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跏了腿,染脸撕发倒是小事。依我看来竟难的很。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给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误了事;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宝兄弟好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相公,就容易了。”(第42回)

不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吗?但以上这番画论,又岂是“无才”之人所能够道出?如此的条理清晰、观点明确,所谓“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不能成画”,这已绝不仅仅是在论画,连许多“拥林派”的红学家,也公认这亦是曹雪芹自己创作《红楼梦》时,其“美学思想的直接、具体的体现”(《红楼梦鉴赏辞典》“情节场面”部分/邸瑞平/文)。这到底是“无才”,还是“博学”呢?某“红学权威人士”断言,宝钗系“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徒”,但很明显,这第一条原则,宝钗就没有符合所谓的“封建礼教”的要求!

其二,宝钗不仅“博学宏览,胜诸才人”,而且对于诗词之道也似乎特别精通。尽管她嘴里说什么诗词只是“闺中游戏”,“可以会可以不会”,但实际上她作诗填词的水平却并不输给任何人,在大观园中始终属于第一流的水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大观园中诸次诗会的夺魁记录来加以说明。第37回,群芳作《白海棠咏》。按李纨、探春的公评,宝钗当是第一,压黛玉一头。当时李纨的说法是:“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探春也说:“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第38回的《菊花诗》系列,虽然被林黛玉包揽了前一二三名,可接下来的三首《螃蟹咏》,又以宝钗压倒群雄、黛玉自认失败而告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宝钗的《螃蟹咏》被众人公推为“食螃蟹绝唱”。最后,第70回的《柳絮辞》,众人更是一致认为宝钗的《临江仙·柳絮辞》“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将诗词视为“可以会可以不会”的“闺中游戏”,居然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夺冠,这让整天“无赖诗魔昏晓侵”的黛玉情何以堪?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禁要怀疑:宝钗真的是拿诗词当小道、当游戏吗?如果真是当游戏,凭借着很高的天赋,偶尔夺魁一次,似乎也并不难。但问题是在历次诗社、词会中,宝钗乃是再三再四地显露了她非同寻常的高超水平,若仅仅用天赋来解释,讲得通么?只怕离开了长期认真的修炼,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的吧!

其三,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好,“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也罢,如果我们结合原著中的上下文来看,宝钗说这些话时的态度究竟有几分是发自于内心深处,这本身也是一个疑点重重的问题。譬如,第37回,宝钗刚对湘云说了诗词这些东西“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的话,她接下来的表现就不是马上偃旗息鼓,不再谈诗论词,反而是越发兴致勃勃地跟湘云讨论起如何定菊花诗题才能新颖而不落俗套来了,一下子就把她刚才的说教丢到了爪哇国去:

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湘云笑道:“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听。”宝钗想了一想,笑道:“《菊梦》就好。”湘云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题目多,这个也夹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访菊》如何?”宝钗也赞有趣,因说道:“越性拟出十个来,写上再来。”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写,宝钗便念,一时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不成幅,越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又说道:“既这样,越性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湘云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云依说将题录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湘云道:“这话很是。这样大家的诗还进一层。但只咱们五个人,这十二个题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题目誊好,都要七言律,明日贴在墙上。他们看了,谁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许他后赶着又作,罚他就完了。”湘云道:“这倒也罢了。”二人商议妥贴,方才息灯安寝。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第37回)

在这个地方,宝钗不仅没有将诗词当作什么“可以会可以不会”的游戏、小道而随意对待,反倒显露了她实足的兴趣和高度的重视:一方面,她惟恐落了前人的旧套,想出“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一个虚字,一个实字”的命题方法,一方面,待拟出十二个题目以后,还“越性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前后一对照,诚如网友“毕丰”所言:

第37回“蘅芜君夜拟菊花题”,写宝钗替湘云策划诗会作东的事,教湘云如何“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云云。接下来俩人准备为诗会拟定诗题,宝钗自己开场先说几点大体意见,却又忽然变换话题,莫名其妙地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照她这么说,就别拟题也别办会了,或立即熄灯上床,或抓紧时间温习温习《女四书》、《烈女传》什么的吧?却又不。史湘云大概也早摸透薛宝钗的脾气了,听她说这些时“只答应着”,却不接她这话茬,等她自个儿说够了,就催着继续商议拟题的事。宝钗呢,也似乎忘却自己刚刚说的什么“本等”啦,“正经”啦,就又大谈做诗命题的种种学问,感情之投入,思维之活跃,较史湘云惟有过之而无不及。(见毕丰《新评薛宝钗》)

类似的情形在蒙府本和戚序本的第64回中又几乎重演了一回,而且表现得还更加经典:宝钗先是表示:“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这话尚犹言在耳,可接下来宝钗却又借着林黛玉的《五美吟》,兴趣盎然地大谈特谈起她的文艺理论来了,而且一谈起来几乎就有收不住口的趋势: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仍欲往下说时,只见有人回道:“琏二爷回来了。适才外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想必就回来的。”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蒙府本、戚序本第64回)

解释一下,王荆公就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永叔则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大文豪欧阳修。“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句,语出王安石的《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按,历来的都说王昭君的悲剧是因为她清高,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被毛延寿故意画丑而造成的。所以,文人们都习惯去抨击毛延寿。王安石的《明妃曲》却与之唱反调:“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谓王昭君的美,乃是美在意态,那是平面的绘画所不能表现的,并不是毛延寿故意丑化了她。所以毛延寿后来被皇帝杀了,才叫死的冤枉。后来欧阳修写了一首《明妃曲再和王介甫》,提出所谓“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的命题,表示了对王安石的这一观点的赞赏之情。与此同时,欧阳修在他这首诗中,亦就王昭君的题材发掘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批评皇帝没有识见,连自己身边的宫女尚且美丑不识,又如何能管理好一个庞大的国家呢?最终屈服于北方少数民族,那也是必然的。即所谓“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此处宝钗举出这两个例子,显然是要以此说明她那种关于“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的艺术观点和文学主张。而宝钗刚说完“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的话,接下来就侃侃而谈,讲出一大堆有事例、有论据的文学理论来,这种情形亦如网友“毕丰”所分析的那样:

起先写贾宝玉见林黛玉新做了几首诗,即回目标明的《五美吟》,抢着要看;黛玉也不是不给,只因怕他传到外边,又被什么“臭男人”抄了去,所以定要夺回。正在这当口,薛宝钗进来问明原委,便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我的天!这都哪儿跟哪儿,也不想想挨得上吗?难怪当她接下来也猴急的要看诗时,黛玉便含笑顶了一句:“既如此说,连你也不必看了。”……看来林黛玉对她开头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番说教早已耳熟能详,所以根本不在意;虽也顶了她一句,旋即又叫宝玉把她写的《五美吟》拿给宝钗看。宝钗看罢便也兴致勃勃,从王昭君扯到王安石又扯到欧阳修,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如数家珍,继而点评道:“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你看她是不是早把刚才自己那一番说教全扔到爪哇国去了?更可笑的是一口气说了那么些尚且意犹未尽,“仍欲往下说时”,偏巧来人传话叫宝玉,这才使她终于闭嘴。(见毕丰《新评薛宝钗》)

概要地说,宝钗虽然嘴上多次对着黛玉、湘云等人宣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的说教,可她实际上对于诗词为代表的文学艺术活动却是极有兴趣的,以至于一不小心就会口若悬河,将那些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谈得入神,从而显露出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态度!

将以上三点综合起来看,我们便不难发现,前述传统红学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皮相之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宝钗有过对人宣讲那些儒家教条的表象,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宝钗的内心倾向和她在书中所真实表现出来的行为,恰恰跟这些儒家说教截然相反的实质!这样一来,一个问题也就随之浮出了水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宝钗这样的“言行不一”,或者说“言不由衷”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第42回宝钗对黛玉的那番劝告之中:

宝钗见他羞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问,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第42回)

宝钗以上这一番表白,在以往大约只是被人们简单地看成了所谓的“封建说教”,可事实上,这一段文字却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原来宝钗从小就是一个爱读“杂书”,“怕看正经书”的女孩子!那些“杂书”、“杂曲”对她的影响,甚至还远远早于她所受到的正统教育。后来,是家长们的打、骂、烧,才迫使她不得不丢下心爱的“杂书”,用礼法约束自己,学着做了一个合乎闺训的淑女。人们说宝钗是一个“严格按照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女孩子”。但以上这个例子,倒恰恰说明了薛家对于宝钗所施的正统教育的不严格和不成功!宝钗的父亲只令她读书识字,却并没有事先对其阅读的书目严加控制(譬如像李纨的父亲李守中那样),以至于任其“杂学旁收”、沉迷其中,方采用打骂一途,强行制止。于是,反而造就了宝钗一系列独特的心理结构。第22回,宝钗道:“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她何以知之?因为她自己就是被那些“道书禅机”移过性情之人。第42回,又云:“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又何以知之?因为她自己就曾经因为迷恋“杂书”,而受到过家长们的严厉惩诫。——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宝钗自己就是被那些“杂书”移过性情之人,深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女孩子若是公然坚持自己非正统的偏好的话,她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所以,她才会每每在自己大谈特谈那些诗词之道和文学理由的之时,自觉不自觉先讲上那么一段有关“女子无才便是德”、诗词均不过是“闺中游戏”的大道理,扯上儒家正统思想的大旗,以掩护自己长期以来的非正统的兴趣和偏好!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手段罢了。而我们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方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宝钗身上会存在那么多看似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宝钗会一面对着黛玉、湘云等人宣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一面她自己却又是书中最为“杂学旁收”、“博学宏览”的一个人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宝钗本来就是看那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等杂书长大的,本来就是一个无所不学、无所不通的人。只是她深知其中的厉害,才惟恐不具备她那种心理承受能力的黛玉、湘云等人重蹈她那种被家长打骂、排斥的“覆辙”。又为什么宝钗在刚刚讲过那些诗词文艺属于游戏、小道的话之后,接下来却又会立即兴致勃勃投入到谈诗论文的活动中去呢?原因无他,因为宝钗讲那些话就是为了给她接下来的长篇大论打掩护。只有预先说上这么一段无懈可击的大道理,才不至于被别有用心的偷听者抓住把柄。如若不信的话,我们不妨来看看第51回中,宝钗是怎样跟黛玉一起给宝琴打掩护的:

众人看了,都称奇道妙。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第51回)

因宝琴《十怀古灯谜诗》的最后两首——《蒲东寺怀古》和《梅花观怀古》,用的分别是《西厢记》和《牡丹亭》里的典故,宝钗惟恐别人以此来抓宝琴的把柄,故假意批驳了一句,说自己不懂那些典故,不如另作。而黛玉也自然懂得宝钗的意思,又反过来假装批驳了宝钗一句,声称“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这钗、黛之间一唱一和,无形之中也等于替宝琴取典于《西厢记》和《牡丹亭》一事,作了公然的开脱和辩护。故,脂砚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的实质是黛玉有意顺着宝钗的办法来为宝琴“代为解释”:

余谓颦儿必有尖语来讽,不望竟有此饰词代为解释,此则真心以待宝钗也。(庚辰本第51回双行夹批)

这件事就正好发生在前述“蘅芜君兰言解疑癖”的情节之后。很显然,连林黛玉也最终弄懂了:宝钗劝她还有劝湘云时所讲的那些不读“杂书”为好、诗词终究不比“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的大道理,都不过是宝钗用来保护自己,并且保护大观园中所有女诗客、女词家的一种巧妙的手段罢了。这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当然了,对于宝钗的这种自我保护之举,自然有读者会觉得“虚伪”,但在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什么“虚伪”,还不如说是恰恰表现了宝钗在特定生活状态下的别样的真诚!如前所述,最终连林黛玉也弄懂了、学会了宝钗这套“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本事。这自然是宝钗“甘把金针度与人”,以告诫、劝导的方式主动引导和点拨黛玉的结果。如果真是什么“虚伪”之人,岂能把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毫无保留给传授给别人吗?特别是在被传授者还跟自己有过前嫌的情况下,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了。退一步说,类似于宝钗这样的自我保护措施,其实连《红楼梦》的作者自己也曾经用过。我们不要忘了他在甲戌本的《凡例》上是怎么说的:“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此外,在甲戌本第1回的正文中,作者也说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可《红楼梦》真的“不敢干涉朝廷”、“毫不干涉时世”么?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借宝钗和宝玉之口对贾雨村等贪官污吏的批判,还有书中对以戴权为代表的那些贪婪太监的描写,就不难看出全书伤时骂世到何种程度!既然如此,又为何要一再强调此书不敢干涉时政?那不过是为了躲避上纲上线的文字狱罢了。尽管曹雪芹身为“在旗”的汉人,一直就不是清政府大搞文字狱所重点针对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在民”的汉族知识分子),但《红楼梦》能流传到今天,始终没有被朝廷定位成“谋逆”之书而遭到严禁,跟这些作者有意涂上的保护色也不无关系。如果读者不把作者为规避文字狱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视同什么“虚伪”之举的话,那书中宝钗所采取的那些护己也护人的手段,也自然跟所谓的“虚伪”二字无缘,倒是如前所述,是宝钗仁者爱人的真性情,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现!

解析完第一种传统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传统的说法究竟错在何处。其实,这种所谓的作诗“讨好”论,乃是比前述传统红学的第一种观点还要荒诞可笑的一种论述。只不过,红学界长期以来困于拥林派的狭儒人格,被形形色色的“阴谋论”所统摄。这让许多深陷其中的“专家”、“学者”都难以自拔。因而导致了这么一种现象:越是荒唐的、小儿科的、经不起一驳的说法,只要它能被用来拥林诬钗,就越是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学人所采信。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冯其庸的说法:

……宝钗把诗当目的,从而在元春试才时得到了好评。她就是如此富有机心,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而黛玉,她却把诗当生命。她不仅用毛笔,用头脑去写作,她还用思想,用心灵去写作。诗词不仅是反映了她幼时良好的家教,她敏捷的才学,更反映了她的灵魂,她的感情。(见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李书磊提出的宝钗为贾母充当“文艺警察”一说:

按理说大观园中颇有些非正统的诗人写些消极的东西,如林黛玉;但贾母有效地信任并依靠了一个正统的诗人薛宝钗来维持贾府文苑的稳定和规范。宝钗是个厉害角色,充当贾母的文艺警察是胜任愉快的。她一面可以投贾母的口味点些热闹俗曲,一面又可以与众姊妹一起作些文雅诗词。宝钗的诗词如《柳絮辞》既有理想又有文采,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主流精神,颇成体统;更妙的是她一边作诗还一边教导姊妹们要记住诗词是小道,闺苑(范)才是正经,不使大家沉溺于唯美的“泥淖”——她可以刚才还同你嘻笑谈诗,忽然就板其面孔来用大道理来教训你一番,使你虽感压抑但又无话可说;最绝的是她对于文艺是个内行,第四十五回黛玉无意中引了《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话行酒令,就马上被宝钗惕然觉察、暗记在心,私下里同黛玉促膝谈心,现身说法,居然还就说服了孤傲不群的林黛玉并同她交上了朋友。如此可人意儿,就难怪贾母另眼相看,亲自出钱主持为她做生日了。(见李书磊《重读古典·论贾母的批评》)

任何一个熟悉《红楼梦》原著原文的读者,看了上面两段文字,都不免会有头昏眼花、血压升高的感觉了。堂堂正正的大学者,读书居然能读到这种完全颠倒黑白,执意跟书中原文唱反调的程度,确实是很让人惊奇的一件事。以冯其庸的所谓“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之论来说,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真的“富有”如此的“机心”么?答案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不仅在书中找不到一处跟这位冯先生的论点相符合的例子,而且《红楼梦》中与之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的事例倒多的是!最明显的就是第22回中宝钗所作的那首《更香谜》: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时,正是元宵佳节,合家欢聚。在这种场合上,只怕任何一个家长,都是希望晚辈多写吉利话,而不喜欢那种悲切、愤懑的话的吧?可宝钗“喂”给贾政了些什么呢?“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结果呢?贾政听了,立刻就有了大为不悦的想法: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竟大有悲戚之状,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八九,只垂头沉思。(蒙府本、戚序本、己酉本第22回)

这哪里是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分明是统治者不喜欢什么,宝钗就专门调侃、讽刺他什么!如此明显的事例,哪容得后世之人随意颠倒混说呢?如果一定要说谁是“如此富有机心,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的话,这个人也不是薛宝钗,而恰恰是被冯其庸赞美为“把诗当生命”,且“用思想,用心灵去写作”的那个林黛玉!书中写明,第18回元春省亲,“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结果她写出来的诗,一句“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直抒胸意,表现了她渴慕权势恩宠的心态,一句“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几乎是在以肉麻的口吻在称颂皇权,颇有点后世那种“千口猪来万头羊,今年亩产万斤粮”之类的“新诗”、“新民谣”的口吻。如此拼命“邀恩宠”的诗作,反被说成是“用思想,用心灵去写作”,真不知道冯其庸先生究竟想说的是怎样的“思想”、怎样的“心灵”?反过来,宝钗以诗大扫贾政等家长之兴,以至于被后者判定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却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当成了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的表现,莫非是这些官方红学家真的是连讨家长喜欢与招权贵厌恶的区别也搞不清楚了吗?读书竟然读到这种地步,的确让人十二分地无语!

李书磊的所谓“文艺警察”论就更是错的没边没谱!他的整个一段论述,几乎就没有多少真正符合原著实际的正确判断!对照上述宝钗“更香谜大扫贾政兴”的实例,《红楼梦》中哪里存在什么“贾母有效地信任并依靠了一个正统的诗人薛宝钗来维持贾府文苑的稳定和规范”的情形?宝钗自己的《更香谜》就是充分表现了出其“非正统”的、“消极”的一面的,而且还是当着家长的面而写作出来的。她如何能去充当什么贾母的“文艺警察”?真要从维护正统的角度说,宝钗别说什么“胜任愉快”,她简直是没资格,也不屑于去充当这么一个角色的!至于所谓“她可以刚才还同你嘻笑谈诗,忽然就板其面孔来用大道理来教训你一番,使你虽感压抑但又无话可说”,那就更是滑稽可笑了。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宝钗在跟黛玉、湘云谈诗的时候,固然也会忽然来上那么一段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但那不过是她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罢了,又不是她的真心实意。她何曾“板其面孔”训人?黛玉、湘云等人又究竟有哪一个觉得宝钗的话让她们感到“压抑但又无话可说”了?具有讽刺性的是,连李书磊先生自己也看到了,宝钗跟黛玉的谈话方式乃是“私下里同黛玉促膝谈心,现身说法”,最后的效果是“居然还就说服了孤傲不群的林黛玉并同她交上了朋友”,却还要一个劲儿地强调宝钗为贾母充当“文艺警察”,“是个厉害角色”,她的话“使你虽感压抑但又无话可说”,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难不成林黛玉就是喜欢那种被“警察”审问、被厉害人“压抑”的奇特感觉?谁压制得她越厉害,她就越拿谁当朋友?再一个,还说什么宝钗“如此可人意儿,就难怪贾母另眼相看”呢,第40回宝钗以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室内布置而得罪了贾母,到第53回的“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时,贾母只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这又说明了什么?莫非是宝钗这所谓的“文艺警察”已经“下岗”了,改由真正“可人意儿”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来充当“文艺警察”了?好嘛,照此逻辑推下去,薛宝钗这样的非正统诗反倒迟早会沦为贾府中的“文艺罪犯”。你能说不是吗?这真的是要让人喷饭满案的!

说什么“统治者喜欢什么,她就喂什么”,结果宝钗却以《更香谜》大扫统治者——贾政之兴。说什么宝钗给贾母充当“文艺警察“,结果宝钗却以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室内布置而得罪了贾母,以至于被贾母排挤出了她最宠爱的孙子孙女们的行列。这种屡说屡错的现象,除了证明了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对于《红楼梦》原著原文是何等生疏,其理解又是何等偏谬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经过上面两番对传统观点的解析,我们现在知道,宝钗并不是一个真心信奉那些腐儒教条的人。她不仅没有真的将诗词等文艺活动当成什么无有可无的小道,相反,每当谈起相关的文学理论,她总是显得那样兴致勃勃,即使被人打断了话头,她还觉得意犹未尽,有“仍欲往下说”的劲头。而既然传统红学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宝钗对诗词何以有如此的兴趣,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宝钗现在这种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本章开头第一段所提出的那个观点之上:宝钗是个具有愤世、出世精神的女子,她把诗词当成了抒发自己愤世嫉俗之情和淡泊出世之理念的重要工具,唯其如此,她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在诗词的领域中不断钻研切磋,日益精进到现在这种数一数二的水平!

其实,关于宝钗以诗词来承载其愤世、出世的精神,这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原著原文的读者来说,都应该是一望可知的。因为宝钗自己所作的诗词灯谜以及她所喜爱的韵文曲赋中,能体现这两方面思想的作品简直比比皆是。既有《螃蟹咏》的刺贪讥俗,讽时骂世,也有《镂檀锲梓谜》感叹世人未能理解佛法梵音的真谛,还有《更香谜》反映她了从极度的精神痛苦中获得彻悟的思想经历,更有宝钗所喜爱的《山门·寄生草》浓缩了她由“漫揾英雄泪”之孤愤、悲怆,转向“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之潇洒、解脱的心路历程。当然了,过去人们受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的影响,受制于“反封建”及各类阴谋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宝钗诗词所体现出的这些本质特点。但实际上,且不说一一去细读上述这些诗词韵文作品,单是看看曹雪芹、脂砚斋等人他们自己是如何评价宝钗与诗词的关系的,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宝钗诗词中那种特有的犀利和睿智。比如,第38回当众人读完宝钗所作的那首《螃蟹咏》之后,作者即借大观园群芳之口盛赞了宝钗诗词所寓含的“大意”和所体现出的“大才”!原文如下: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第38回)

那是什么样的“大意”和“大才”呢?读者不妨回想一下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所引用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借蟹讥权贵”条的文字:“宋朱勔横于吴中,时有士人咏蟹讥之……至嘉靖朝,张、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蟹横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阅,乃漆书璁、萼姓名……其后分宜擅权,枉杀贵溪,京师人恶之,为语曰:‘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很显然,这里众人所说的“大意”、“大才”,就是特指借平常小物而讥刺社会黑暗的微言大义。而所谓“讽刺世人太毒了些”,也是特指宝钗对那些贪酷横行之权贵的抨击和批判。

正是在曹雪芹对宝钗诗词的这种定性和评判的基础上,脂砚斋又将宝钗的各篇诗作明确地分成了两大类:一曰“自写身份”,二曰“讽刺时事”。其在庚辰本上的批语原话如下: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

很明显,所谓“自写身份”,指的就是如宝钗作《白海棠咏》时所云“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一般的恬静淡然、清洁自励。所谓“讽刺时事”就是指如宝钗作《螃蟹咏》时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宝钗的各类诗作始终围绕着愤世、出世的主题,所以她才能够做到“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洗尽铅华,反璞归真,抛弃那些如“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的雕虫小技,而真正靠近《红楼梦》这本书悲天悯人的大题旨。反过来,如果要宝钗的诗也像林黛玉的诗一样,放弃对大是大非的考量和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只从个人患得患失的哀怨出发去写点“闺怨”、“离别”之类的题材,她会是十二万分的不屑的:“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因此,脂砚斋在这个地方特意强调一个美人就应该有一个美人的文风特点,最忌讳当时别人的小说里普遍存在的千人一面、通共一个“艳稿”的糟糕局面!

鉴于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分析了宝钗《螃蟹咏》、《更香谜》、《镂檀锲梓谜》等一系列的诗作,这里就再另外举两个实例来具体说明宝钗是如何以诗词来表露其愤世、出世之思想理念的。例证之一是第40回宝钗的《牙牌令》,例证之二是第70回的《临江仙·柳絮辞》。先来说说宝钗的《牙牌令》,此令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鸳鸯与宝钗的问答,将其全文整理如下:

鸳鸯:左边是长三。

宝钗:双双燕子语梁间。

鸳鸯:右边是三长。

宝钗:水荇牵风翠带长。

鸳鸯:当中三六九点在。

宝钗:三山半落青天外。

鸳鸯:凑成铁锁练孤舟。

宝钗:处处风波处处愁。

按,牙牌又称骨牌,是纯用象牙制成或者“截牛骨镶竹或木为之”的一种牌九,据说产生于宋徽宗宣和年间。清人陈云龙《格物镜原》载:宣和二年有大臣建议:“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两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两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两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两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它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后来,宋高宗“诏如式颁行天下”。准此,牙牌已近千年的历史。牙牌每副共有单牌21种、32张,每一张单牌的图案都有上、下两部分组成,各是骰子的一面,凡一点、四点均固定为红点,其余点数或为全绿或红绿相间,各副牙牌不一。每一种由上、下两个骰子面构成的单牌图案都有自己的名称。过去,有一个口诀叫做“天地人和(鹅)四大将,三长四短五杂牌。”为讨论方便,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由上、下两个六点组成的单牌叫“天牌”,由上、下两个一点组成的单牌叫“地牌”,由上、下两个四点组成的单牌叫“地牌”,由上面一点和下面三点组成的单牌叫“和牌”,又音讹为“鹅牌”。这四种单牌合起来叫“四大将”,其图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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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下两个二点组成的单牌叫“板凳”,由上、下两个三点组成的单牌叫“长三”,由上、下两个五点组成的单牌叫“梅花”。这三种单牌合起来叫“三长”,其图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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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类推,由“虎头”、“屏风”、“幺六”、“灯笼”四种牌构成了“四短”,其图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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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此类推,“黑九”与“红九”构成对牌“杂九”,“黑八”与“平八”构成对牌“杂八”,“黑七”与“红七”构成“杂七”,“黑五”与“红五”构成“杂五”,“猴脸”与“丁三”构成“对猴”。这五组杂对,共十种单牌,被统称为“五杂”。其图形如以下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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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副牙牌中,四大将、三长、四短均为每种两张,杂牌每种一张,加起来正好就是21种、32张牌。牙牌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种玩法,按《红楼梦》第40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所写,贾母她们是把牙牌当作行酒令的工具来玩。具体的玩法是随意抽三张牌合成一组,按照《宣和谱》等牙牌谱上的记载找到它对应的名字。由司酒令者依次报出每张牌的名称和整个一组牌的名称。每说一句,玩家就要跟着讲一句诗词歌赋、成语俗话等等,既要对牌上的花色图形作出形象的比喻,又要同司酒令者说的话相压韵,否则就要受罚。套用书中鸳鸯的原话就是:“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说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错了的罚一杯。”(第40回)

下面以贾母的“蓬头鬼”为例来说明贾府诸人是如何具体行酒令的。所谓“蓬头鬼”的具体图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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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左边是“天牌”,所以鸳鸯说:“左边是张天。”于是,贾母跟了一句:“头上有青天。”中间是上五下六的“虎头”,故鸳鸯道:“当中是个五与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把上面五点比做五瓣的梅花,把下面六点看成是六桥。右边是“幺六”,鸳鸯道:“剩得一张六与幺。”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把上面红色的一点比做红日,把下面绿色的六点比做青云。三张牌合起来,有点像一个蓬头垢面,张牙舞爪的一个小鬼。“虎头”上面的五点象征其蓬乱的脑袋与头发,“天牌”上面的六点和“幺六”上面的一点象征其舞动的手臂和爪子。所以,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鬼。”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腿。”既形象地点出了这“蓬头鬼”又抓又抱的动作,又暗喻鸳鸯你这小鬼一直在抱着我史老太君的腿!依此类推,薛姨妈的“二郎游五岳”、史湘云的“樱桃九熟”、林黛玉的“篮子”、刘姥姥的“一枝花”,大体上都不外乎此种玩法。只有迎春还没把令行完就错了韵,被罚了酒。

宝钗所抽到的“铁锁练孤舟”,其玩法也不例外。只是玩的顺序由贾母“蓬头鬼”的左、中、右,再整体,变成了左、右、中,再整体。其牌九的图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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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一张上、下皆是三点的“长三”。于是,鸳鸯说:“左边是长三。”宝钗道:“双双燕子语梁间。”把上、下两个三点看成是停在两道梁上的一双双相互对语的燕子。语出宋·刘季孙《题饶州酒务厅屏》:“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右边还是“长三”。鸳鸯道:“右边是三长。”因为“长三”也正好是前面说的“三长”之一,故有此语。宝钗道:“水荇牵风翠带长。”又把两个三点比喻成在水面上牵风舞动的两条水荇。语出唐·杜甫《曲江对雨》:“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中间是上三、下六的“黑九”,又叫“三六”。鸳鸯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钗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将上面三点看成是三山,把下面六点看成是青天。按,“天牌”本来是上、下两个六点,现在上面的六点被象征三山的三点取代,所以是“三山半落青天外”。语出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整个图形好似四道铁锁缆住在风波中飘荡的孤舟,左右各一个“长三”,象征四道铁链,中间的“孤九”有似一叶偏舟。另外,“孤九”的谐音也是“孤舟”。所以,这叫做“铁锁练孤舟”。鸳鸯道:“凑成铁锁练孤舟。”宝钗道:“处处风波处处愁。”想想看,一叶小舟摇荡在汹涌的波涛之中,惟靠几道铁锁链接住江岸,置身其间又如何不让人感觉“处处风波处处愁”呢?此句语出明·唐寅《题画》二十四首之三:“莫嫌此地风波险,处处风波处处愁。”

上面还仅仅是从字面上所进行的分析,而我们知道,在“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一节中,每个人所报出的酒令,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或者表征其特定的社会地位都是有其特殊寓意的。比如,林黛玉在酒令中有意无意地报出了《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戏词:“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既反映了黛玉对这些浓词艳曲的喜爱和熟悉,也折射出她满脑子的“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意识。接下来,林黛玉又行出了“双瞻御座引朝仪”一句,语出唐·杜甫《紫宸殿退朝口号》:“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全诗写杜甫蒙新帝恩宠,一度作为皇家近臣,出入宫掖,好不春风得意的一段生活。“户外昭容紫袖垂”:“昭容”,宫中女官。“双瞻御座引朝仪”:上朝时,文武两班大臣,排成两行,分别由两位女官引领,入宫觐见皇帝。作者就更以此来刻划了黛玉那种渴望夫荣妻贵,双双邀得圣眷隆宠的世俗心态。再比如,史湘云在酒令中使用了“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典故,也反映了她由于父母双亡,史家的爵位被个叔叔分别袭去后的处境艰难。按,这句话语出唐·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之十:“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对应的历史史实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李隆基逃至四川成都来避难。而皇太子李亨却跑宁夏灵武自己当了皇帝,是为唐肃宗,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等于在老皇帝咽气之前就夺了他的权:“天宝十五载六月已亥,禄山陷京师。七月庚辰,(明皇)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于灵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为南京”。这里所说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听上去好像辉煌灿烂,实际却等于是说新的势力升起,旧的势力已经不得势了。尽管他们是一家人,但对于失了势的亲骨肉也不会有多少怜惜。这里用来比喻史湘云虽是侯门千金,听上去气派无比,实际沦落到连贾府的体面丫头也不如的地步,且不能不自己苦做针线活的情形,那是十分恰当的。而所谓“日边红杏倚云栽”和“御园却被鸟衔出”,更预示了将来史湘云“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的苦命运。她那个未来的丈夫卫若兰尽管英俊潇洒又才高八斗,将来还可能会成为一个“赴过琼林宴”、“打马御街前”的状元郎。但在夫妻感情方面,他恐怕却是个靠不住的男人。此外,贾母、薛姨妈、刘姥姥等人用的虽然是俗语,但也同她们各自的身份和经历相符。贾母的“头上有青天、”“一轮红日出云霄”,事实上她就是整个荣国府的“天”和“日”。薛姨妈的“织女牛郎会七夕”、“世人不及神仙乐”,既暗合了她年纪不太大就失去了丈夫的孀居身份,也点出了她虽然家中巨富,却因为儿子薛蟠不争气,过得并不十分如意的生活现状。刘姥姥的用语粗俗跟她农村人的身份相符就更不用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大火烧了毛毛虫”。贾府这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将来不是会被一场抄家大火所焚毁么?刘姥姥显然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之一。最后,迎春刚一开口就错了韵,这也很有意思。因为作者此处不仅意指迎春的才学不济,也在暗喻迎春将来婚姻的阴差阳错,嫁个中山之狼。套用迎春自己的话说,这就叫做“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见第22回,迎春《算盘谜》)

那么,宝钗的这首《牙牌令》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寓意呢?笔者以为,这首《牙牌令·铁锁练孤舟》也跟宝钗对邱园《山门·寄生草》的喜爱一样,表露了她习惯于从世俗的一片热闹繁华场景中看到冷峻悲凉之社会主题的愤世精神!按,如前所述,宝钗所行酒令的前两句——“双双燕子语梁间”和“水荇牵风翠带长”,分别是取自刘季孙《题饶州酒务厅屏》和杜甫《曲江对雨》。单看这两句诗,当然是闲散甜媚之语。因前者写的是刘季孙在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的小官)任上“杖藜携酒看芝山”的闲适生活,后者是杜甫以曲江游宴为题,讽刺诸杨的豪奢放荡,诗中有“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的绚丽场景。因此,在《红楼梦》的第70回中,连宝钗自己也说杜甫“水荇牵风翠带长”的景观描写属于“媚语”。其原话是:“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然而,宝钗却并不满足于仅用闲散甜媚之语来回答鸳鸯的提问。于是,接下来,她话锋一转,回到了她惯常吟咏的感叹社会黑暗并忧愤于时事的主题上来。所谓“三山半落青天外”,语出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的全文如下: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关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一说该诗是这位青莲居士被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一说是天宝年间,李白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但不管以哪种说法,都是李白在经历了被权贵排挤和政治上的失意以后时所写。此诗的字面意思甚浅,用不着专门解释,但诗人在此所流露出的愤懑之情却深厚异常,于李白诗中属于少见的个案。尤其是未联一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愤恨于邪臣蒙蔽圣聪,遮拦贤臣之路,其忧国忧民之心、报国无门之叹,比至于杜甫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亦不遑多让。而宝钗竟然从这样一首诗中抽取其中的一句来作答,亦足见宝钗平时就深受此类悲词愤曲的熏陶,她对于这些东西的热衷和偏爱,就如同黛玉对《西厢记》、《牡丹亭》的喜好一般!

再接下来,宝钗还嫌不过瘾,于是干脆道出了她的内心之中“处处风波处处愁”的大悲愤。前面已经说明,此句出自唐寅《题画》二十四首之三。现在,我们将其全诗的内容辑录于下:

芦苇萧萧野渚秋,满蓑风雨独归舟。

莫嫌此地风波险,处处风波处处愁。

“莫嫌此地风波险”一作“莫嫌此地风波恶”,意思都一样。唐寅全诗写的是一个退隐湖山之士,自作渔翁,整日行舟江上。于风雨交加之秋夕,泊避于野渚芦苇之间。面对漫天的狂风骤雨,发出愤世嫉俗的感慨:“莫嫌此地风波险,处处风波处处愁”,不要嫌飘泊江上,风波险恶。其实,世路难行,人在世间,又哪里没有凶险莫测的风波漩流,哪里没有值可愁怅哀伤的苦涩呢?倒反不如径与这风雨江涛为伴!我们知道,唐伯虎虽自号“江南第一才子”,他的一生却并不像现代影视剧演绎得那样风流倜傥、艳情不断,而是充满了坎坷和磨难。特别是经历了所谓“会试泄题案”的牵连,断送了他终生的仕途前程。这反倒促使他越发地变得狂傲不羁。譬如,他临终时写的绝笔诗就表露了他刻骨铭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而上述《题画·芦苇萧萧野渚秋》无疑也是这种由“愤世”转生“出世”的复杂心境的别样体现。如今宝钗又把唐伯虎的“处处风波处处愁”引入到自己的牙牌酒令中,且作为压卷点睛之笔,毋庸置疑,曹雪芹显然也是以此刻划了宝钗深层次性格中如“山中高士”一般的“蘅芷清芬”式的品性!

如果说第40回中宝钗的《牙牌令·铁锁练孤舟》表现的主要是她对社会黑暗的悲愤,更偏重于宝钗忧国忧民的愁绪的话,那么第70回中宝钗所作《临江仙·柳絮辞》则更多地显露了她对于追求理想和坚守正义原则的充分自信。这时候的宝钗虽然尚且生活在大富大贵之场,但她早已预料到了四大家族一日不如一日的衰景,并坚信自己将来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会矢志不渝地在遵循正义理念的道路上走下去。该词的全文如下: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

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

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最后一首著名的诗词作品。因其最后一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没少受到后世那些“红色红学家”的攻击和谩骂。在后者眼里,这似乎是宝钗“醉心功名富贵”(朱淡文语),甚至“野心勃勃”(李希凡语)的“铁证”。诸如此类的说法,初听起来似乎也言之凿凿,但认真辨析一下,却不能不说是实在缺乏古汉语常识的表现!因为在最初的古诗文中,“青云”、“上青云”不仅指的不是高官显爵、功名富贵这些东西,反而指的是不与权势集团同流合污的隐士情操!比如,以下一些诗文中的用法:

佚名《续逸民志》:“嵇康早有青云之志。”

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王勃《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李渤《喜弟淑再至为长歌》:“昂昂独负青云志,下看金玉不如泥。”

王国维《人间词话》:“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

显然,面对嵇康之志、陶渊明之诗,古人皆使用了“青云之志”、“干青云而直上”等词汇来形容、来赞美。由此可见,“青云”二字在古诗文里的寓意,与后世的习惯用法正好相反,绝不是指什么“醉心于功名富贵”,不择手段的要当官,而恰恰是指那种不与俗世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其具体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做官,但要坚持道德理想,把做官仅仅看成是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否则,宁可不做官,也要独善其身。正如萧统赞扬陶令所言:“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翻译:保持美好的志向,至死不休,安于在贫困中坚守自己的气节,不以种地为耻辱,不以没有钱为痛苦,若不是伟大、贤德、志向坚定,甘于与大道共荣辱的人,哪个能做的到呢?)

那么,宝钗《临江仙·柳絮辞》中出现的“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其所反映的究竟是上述古人所谓“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的高洁品格,还是如李希凡、冯其庸、朱淡文等后世红学家所理解的“功名富贵”之心呢?正确的答案当然是前者,而绝不可能是后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结合书中的上下文来看看,就不难知晓。一是宝钗词中所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这一句该怎么解释?如果按那些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的说法,宝钗是什么一心要夺“宝二奶奶”之位,她正应该随着形势的盛衰消长、人事的离合衍变,而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才对,为何反说是“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其二,“韶华休笑本无根”,这“本无根”又该作何解说?按世俗功利的眼光,薛家“珍珠如土金如铁”,如此豪富,又与其他三家联络有亲,正是根基深厚的表现,如何反谓之“本无根”?难道薛家的势力也如同那柳絮一样“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其三是当时大观园群芳的表现。书中写明众人在读了宝钗《临江仙·柳絮辞》以后的表现乃是: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妃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第70回)

如果宝钗的词作竟然只是表现什么“功名富贵”之类的庸俗不堪的主题,那大观园群芳会为之“拍案叫绝”,且以之为尊吗?难不成包括李纨、黛玉、湘云、探春在内的这些人全是俗眼,分不清好歹么?单是从这三点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宝钗所说的“送我上青云”,完全是一种超越世俗功利之上的崇高境界。用世俗功利的眼光,那是永远都不能把这首词给解释圆范的!因此,还是清道光年间的护花主人王希廉说的好,其见识倒超过了之后的所有拥林派评家。他说:

“青云”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青云羡鸟飞”句,后人遂以讹承讹,作为功名字面。宝钗词内“青云”二字应仍指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映照。”(《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这方是比较接近于曹雪芹本意的说法。尽管王希廉读的还是程高本,并没有证据表明其接触过脂批,但他仅凭前八十回的文字依然得出了我们今天的研究相近似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他独具慧眼的一个地方!

由此我们回到宝钗《临江仙·柳絮辞》这首词本身上来,其真实的文意也就不难理解了:应该说,整首词所抒发的恰恰是词作者对于超越凡庸的理想精神境界的一种向往之情!所谓“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这是一种自信,一种勉励。宝钗把别人眼中摧花折柳的“东风”、足以引发愁怅的伤心地“白玉堂”,反过来看成战胜苦难、磨练意志的机缘。故湘云特别赞其云:“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所谓“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是劝人在纷乱的世事面前,不必自暴自弃。接下来,“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是言其志坚也。不论盛衰离合,我都不会改变我的“出世”理想。如脂砚斋所说:“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韶华”,春光也。这里指代春光里的世人。“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世人呵,请不要嘲笑我的理想轻薄无根、不切实际;大观园冉冉上升的青春活力,将把我送到一片高旷豁达的境界中去!正因为宝钗词表达了理想追求者的高瞻远瞩,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风骨与气节,所以众人方为之“拍案叫绝”,并奉此为尊。只可惜以拥林派观点为核心的传统红学抱定肮脏的想法,以小人之心揣度英雄之志,这只能使后人对原著的理解变得粗浅无力。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梦稿本第70回的正文中,那句“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的后面,还混有一条“疑似脂批”。其全文如下:

人事无常,原不必戚戚也。(梦稿本第70回批语,混入正文,又被划去)

既然能看透人事的无常,作为“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宝钗,她也自然不必为世俗名利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虽然这条“疑似脂批”究竟是不是脂批,还有待考证。但它的意思应该是与脂批合拍的:宝钗的“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也好,“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其所体现的,都是曹雪芹笔下,宝钗如嵇康、陶渊明一般的高洁、脱俗之志!

正因为宝钗把吟诗填词、灯谜酒令等文化艺术活动当成了承载和表露她愤世、出世之理想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反映到文艺理论方面,她也就有了一种跟她一贯的诗风相一致的“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的文学主张。将书中宝钗谈论诗词理论的地方综合起来,我们又可以具体地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宝钗主张诗词首重“立意清新”,惟有“善翻古人之意”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二是宝钗强调内容必须高于形式,所有的技法、技巧都必须为立意服务,而不能颠倒主次。关于这两点,用宝钗自己的话说就是:

“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第37回)

“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第64回)

很显然,在宝钗看来,故意去追求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极险的韵”以及“字句精工”,都是舍本求末之举,刻意求深,所得反浅。惟有在文学作品的题旨和思想上勇于推陈出新,方是第一位的选择。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宝钗在创作《更香谜》、《镂檀锲梓谜》、《临江仙·柳絮辞》等一系列诗作、词作的时候,她所表现的都是那种道前人之未曾道、言闺阁之不敢言的一贯风格。亦如宝钗自己在填写《临江仙·柳絮辞》之前所坦承的那样,在她之前的咏絮之作,包括黛玉的《唐多令》和宝琴的《西江月》“终不免过于丧败”,而她自己是绝不会赶这种时髦,落这种俗套的:

“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第70回)

由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宝钗在大观园历次诗会中再三夺魁的经历,可以这么说,只有那种在愤世和出世精神的指导下,于主题、立意上的不断创新,才是宝钗诗词创作能够始终保持活力的生命源泉!

而除了“立意清新”与内容高于形式这两点之外,宝钗在她的“诗论”中,还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原来诗从胡说来”!这一段相关的原文如下:

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去了。探春笑道:“咱们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没有。”说着,一齐都往潇湘馆来。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他讲究。众人因问黛玉作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众人因要诗看时,只见作道:“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宝钗笑道:“不象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来诗从胡说来,再迟几天就好了。”(第48回)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写诗当作极高雅、极庄重的事,而且两千多念以来,儒家一直主张的都是“诗言志”、“温柔敦厚”、“思无邪”,但现在宝钗却借着评论和教导香菱学诗的机会,提出了“诗从胡说来”的命题,这岂不是要让人感到震惊?但仔细想去,一个人如果真要把自己的文墨修炼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地步,还非得要一点敢于放胆胡说的豪情不可。套用宝钗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余戏笔不知狂”。以历史上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为例,若李白没有一点“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劲儿,他能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若杜甫在贫困潦倒之际尚无一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胡思乱想,他能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如果没有一种超越现实环境羁绊和自身利害得失的精神,无论是读的诗再多,还是学到的技法再精,恐怕也是无法接近于那种能够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大手笔、大境界的!而又正好照应了宝钗以诗词来“自写身份,讽刺时事”的格局。试想一下,如果宝钗也没有一点敢于“胡说”的精神,她能够以《更香谜》大扫贾政之兴么?她能够作《螃蟹咏》刺贪讥俗、骂世最狠么?那当然都是不能的!因此,宝钗的这句“原来诗从胡说来”,虽看似作者不经意的一笔,却实则是点出了宝钗之所以能够以诗词来承载其社会理想的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宝钗被曹雪芹赋予了远胜于当时所有男子的远见和胆识!

平心而论,上述由《红楼梦》作者借薛宝钗之口而道出的文学主张,林黛玉的诗词创作和文艺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是与之有所契合的。比如,林黛玉也有善翻古人之意的时候,如她的《五美吟》等等。黛玉在教导香菱学诗的过程中,也说过有关“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的话:“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第48回)甚至,黛玉也劝过香菱“只管放开胆子去作”,不要被现成的诗选所束缚住。这似乎已经跟曹雪芹暨薛宝钗的文学主张相差不多了。但认真一辨析,事实又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全然如此。因为林黛玉的“只管放开胆子去作”,仅仅是要当事人克服因对诗词不熟悉而造成的怯懦心理罢了。并没有提及对社会主流思想的大胆怀疑和勇敢突破。而宝钗的“原来诗从胡说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将黛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黛玉的“第一立意要紧”和“善翻古人之意”主要不是像宝钗那样向着批判主流社会、嘲讽主流意识的方向去做翻案文章,而基本上是沿着主流社会、主流意识所指引的方向更进一步,道前人所未道。比如,宝钗的《更香谜》是以“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忧愤来一反元宵节盛行的浮夸粉饰之风,宝钗的《临江仙·柳絮辞》又是以“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的自信来一反伪“小资”们颓废丧败的矫情。黛玉诗则不然,而是更加强化权力社会下的权力意识。如《五美吟》中的《红拂》一首说的是女人要选对夫主,要“巨眼识穷途”,趁早选对有上升空间的“潜力股”男人,而不能死守“尸居余气”、无法够带给自己的恩宠的老男人。而《虞姬》、《绿珠》两首,则分别以“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和“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来赞美和鼓吹女人(虞姬、绿珠)为男人(项羽、石崇)殉死。哪怕这个男人是有过无故滥杀女人的残忍记录的石崇(史载:“石崇要客黄集,常令美人形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在林黛玉看来,绿珠为他殉死也是“顽福”,原因无非是,石崇对其他美女都极度残忍,惟独对绿珠厚爱有加。有点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以及许多影视节目中所看到的那种罔顾正义的痴心女子的逻辑:只要对我好,哪怕是流氓暴徒黑老大也要嫁,也要从一而终!至于《明妃》一首,更是在宣扬主子应该乾纲独断,不可轻信下面以至于大权旁落的韩非式的君王本位意识:“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一言以蔽之,宝钗诗的两大基本类别是“自写身份”和“讽刺时事”,黛玉诗的两大基本类别却是“满纸自怜题素怨”与“何幸邀恩宠”。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大是大非对小情小感、忧国忧民对患得患失的立意之别,才使得作者最终放弃了黛玉而择中了宝钗,来作为自己那么一番“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见第42回,宝钗“画论”)的文艺见解的直接阐释者和形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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