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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禀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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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序里有一句话:“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类似语重心长的话,历代医家经典著屡见不鲜,刚开始的时候,往往跳过,直接读原文,甚至原文也不读,直接找方子,希望找到一个神奇万能的药方,结果找了许多年,到处都是药方,到处都不是药方。

用药精简针灸精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博而后约执简御繁的功夫,武侠小说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就,一日练一日工,一日不练十日空,功到自然成的事。

“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这样的心路历程历历在目,习医多年,即使懂辩证会开方,不一定懂得背后的原理,即使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不一定明白医源奥秘。

中医只是术,术的背后是道,道为体,术为用,以术致道,有道者术方长久,以道御术,无道者术必变异。

人法地,地法天,天地分布五气运转化生万物,人体禀承五气才有五脏六腑经络府俞的功能,人禀五常天人合一的事实和道理明白如斯。

五常仁义礼智信,在儒家看来是社会治理的经纬,是为人处世的常理,在医家看来是生命天真的源头,是养生治病的根本,天圆地方,人人本于天地五行之气,人人具有天地正气,五常德全,五脏六腑安和。

仲景早年中孝廉,举孝廉是汉朝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被举人的资历,大多是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大致可以确认,仲景是饱学之士,儒学底子深厚,有这样的认识和实践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生逢乱世,坚守自己的良知,真正地践行所学所知。

按今天的看法,仲景是一个标准的体制内公务员,中医只是副业,他从小喜欢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真正让他有所感触并专注于医学缘于家族的悲痛史。

仲景出生于一个二百多人的大家族,人丁兴旺,东汉末年战乱四起,疫病流行,他的家族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去世的人有三分之二,死于伤寒的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 仲景开始立说传医道。

两者好像风马牛不相及,跨领域跨行业的做法。

在古人看来,两者关系密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和良医的志向都是济世救人,不同的社会分工,其次,两者的道理相通,根于天人之学,一者用于社会治理,一者用于救死扶伤。

古人的话,秀才学医,笼中抓鸡,读过四书五经的秀才学习中医信手拈来,历代大医大都有儒学的功底,文化的高度和广度决定了中医的高度和广度。

中医难学难精在于没有足够的学养和修养,中医和儒学,同功一体,诸子百家,同出一源,彼此的分界没有那么明显。

从根本来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 只要是人,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生出来的,除非不是人。

德流气薄,德只能感受,有一个比喻,“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道德浑厚之人好像初生的婴孩一样,毒虫、猛兽和凶猛的鸟都不伤害他。

这样的说法确实不具体,在人身上找到道德两字确实比较难,找天更加困难,如今人类仅是踏足月球,月球之外只能借助科学仪器探测,还有一个方法,《内经》说“天之在我者,德也”,找到了自己的德,就找到了天。

自古医道不分家,《内经》言医而载道,十道九医,古代道人基本都懂医学,三皇五帝现在看来是神话传说,从经典上看,三皇五帝时代形成的文化是诸子百家的源头,求证大道,总结天地的规律,学有所专而有各方面的学问体系。

医家研讨生命的奥秘,《内经·素问》有一篇《六节藏象论》阐述五脏六腑的功能,心为“生之本,神之变也”,是生命活动的主宰,“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是一身之气的根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是五脏六腑储藏精气的地方;“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是疲劳倦怠的根本,“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这些脏腑是水谷的根本,营气产生的地方,十一个脏腑取决于胆,十二脏腑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

另一方面以六六之节和九九之会说明天地日月和人体的关系,五脏对应五气,五运失常会给人身带来各种疾病,不懂天时地理和人体的关系不可以为医生。

“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六节藏象论》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严厉,天人之学是做医生的门槛。

《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将五常在人身之气叫五藏元真:“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五脏各有元真之气,如果五脏元真通畅,人就不会生病。

五常也叫五德,医圣道破了天人之学,也在感叹,这种天地之理玄妙隐晦、幽深奥秘,千变万化难以穷尽,假如不是才学高超,见识精妙的人,怎么能探求出其中的道理和意趣呢?

清朝的时候,王清任前往河北行医,当时瘟疫流行,他发现了一些尸体与历代医家经典描述不一致,意识到“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起处自相矛盾”。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他到刑场偷偷观察尸体,拜访见过尸体比较多的官员, 1830年,王清任绘制《亲见改正脏腑图》,另外有医学专著《医林改错》,否认三焦的存在,描述了肺、胃、肝、胆、胰管、大网膜、动脉、静脉的位置与功能。

当时有见识的医家指出“清任所亲见,皆属于有形无气。义冢之尸,气已散者也;加刑之囚,气初散者也”。历代医家看人,看的不是尸体,看的是生命活泼泼的气机,这是中医和其他医学最重要的分水岭。

不要说物质主义越来越流行的近现代,至少在清朝的时候,中医对于身体的认识越来越形体化,即使认可,离真正的体会和实践也非常远,比如肝,肝在解剖学上明明在右边,中医为什么说在左边,学理在哪里。

中医说肝在左边是建立在天人之学的气化上来说,通过取象类比的方式将肝的构造与功能系统化在左边,在天文地理上,东方主生气,还涉及到一个常识,先人定位的时候不一定遵循实际的地理方位,面对前方是南方,左边是东方,东方对应春天生发之气,也对应肝脏。

中医以气论为基础,阴阳五行术数为模型,取象比类人体的构造与机能,本质是天人之学下的一个致用。不过,这里的气不是随便导来引去的气,而是造化流行之气,没有道德和学问的根基,古人所说的气,影子都见不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这个根本,一切的作为都是空谈,后世各种功夫容易落到妄想和虚浮中去,跟道德空谈和学问空疏有非常大的关系。

王清任之后的中医发展,唐宗海先生为三焦找到物质基础,认为油膜是三焦,还有类似不断科学化的试验,这些说法和做法似是而非,用西医逻辑实证的结论去证明一个天人之学基础上形成的学问,最后会发现,形质的研究模式并不适合天人之学下的身体观。

如果不从天人之学来理解和贯通,形体化的中医解释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本来就不是长在一根大树上的系统强行扭在一起,吃力不讨好。

1912年,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把中医挡在了门外。

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议案通过后,中医从业人士请愿不断,国民政府不得不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

其实,废止中医的言论最早来自儒学大师俞樾,他撰写的《俞楼杂纂》有一篇《废医论》,主张改造中医,这种言论影响到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著有《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阴阳五行学说。

章太炎在日本讲学的时候,提出废止中医的干将余云岫刚好在日本习医,同时跟随章太炎学习国学,1950年的时候,主张科学救国的他,痴心不改,再次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词语换了,废止变成改造,态度和目的一样。

往事如烟,我们并不是在苛求哪一位历史人物,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下,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历史是一面镜子,近现代中医的遭遇是中医继续往下走的借鉴,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把中医学好吃透,推墙的人往往是自己人。

现实的处境,失去根基的中医不因为撤销法令或者中医院校林立而走向兴盛,当时的议题,阴阳五行是文化,玄学还是科学,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信中医的去看中医,信西医的去看西医,信中西医结合疗效好,中西医一起看。

无论信还是不信,或者信与不信之间,中医有疗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能时代越往后,这种事实越凸显,只是,尘埃还没有落定之前,夹缝中生存的中医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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