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在线观看,可可西里剧情简介,可可西里影评 巡山队拼死守护藏羚羊

可可西里》(英语:Kekexili: Mountain Patrol)是2004年陆川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作品。讲述1993年到1996年由队长日泰带领的青海可可西里志愿巡山队在可可西里追捕盗猎藏羚羊分子并最终战死的故事。

影片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影业与华谊兄弟影视公司投资。导演陆川从2002年开始创作剧本。2003年7月,剧组在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歇武镇搭建的部分场景因泥石流被冲毁。正式开机因此推迟至8月15日。除玉树州外,拍摄地还有格尔木、冷湖、布喀达坂峰等地。影片未选用明星演员。除了饰演日泰的多布杰外,其余主要角色起用青年演员[1]。拍摄手法像一部纪录片一样,以一个随队采访记者的角度真实而不加修饰地拍下来。影片在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拍摄。他们经历并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得无人区自然环境的荒凉与恶劣,猎杀藏羚羊分子的凶残与巡山队的辛苦付出的真实事件得以展现在观众眼前。

它获得第41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奖等数个奖项。
剧情
巡山队员强巴被盗猎者抓获,在目睹盗猎者杀害藏羚羊后反抗,并在盗猎者开始剥羊皮时被处死。此事轰动全国,记者尕玉(张磊饰)被派往可可西里采访巡山队。他找到队长日泰(多布杰饰,原型为索南达杰)并观看了强巴的天葬。

尕玉开始跟随日泰采访。他们进山后先在公路设卡,截下了一辆卡车,在司机的衣服里找到了藏羚羊皮。巡山队缴获了衣服,告诉尕玉他们没有办法抓这些帮盗猎者带“皮子”的人,因为他们这种人太多了。而那些带皮子的人,也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第二天巡山队前往不冻泉保护站,遇到了曾经当兵的队员阿旺(更嘎巴德饰)。由于人手不够,阿旺在保护站一个人一住就是三年。阿旺看到大家很高兴,但他直到队长告诉他,他才知道强巴死了。虽然很悲痛,但队员们仍然很开心地跳了一支舞。

队长一直提醒队员要小心,每次队员间离别时都会用藏语互道“保重”。第三天在卓乃湖,巡山队发现了四五百具藏羚羊尸骨。队长大骂“混蛋”,火化、埋葬并念经超度藏羚羊。他们在湖上发现没有捕捞证的一对人,粗暴询问下没有套取到有用信息,只得罚款。

第七天在楚玛尔河,他们抓获了马占林(马占林饰)一家和其他部分偷猎者,甚至失手射死了一个小伙子,队长为他超度。而后队员又粗暴讯问,尕玉甚至一度想阻止,最后问出了枪手已经逃走。尕玉在与马占林的谈话中了解到:马占林原是牧民,因土地荒漠化不得已帮偷猎者剥皮,一张皮5元钱。他说得很轻松。 第十天马占林带着三个儿子逃走,追来的队员患了肺水肿。被抓获的马占林主动让他的儿子为队员缓解了病痛。队长让刘栋(亓亮饰)带病人就医,但是钱不够,只得卖藏羚羊皮。而后食物和汽油又短缺,队长只得放了马占林一伙。马占林声称自己太老走不出去了(后来事实证明一大批犯人死亡),队长却告诉他“那是他的命”,但仍用藏语祝他“一路平安,长命百岁”。后来另一辆车报废,队长只得丢下三名队员等刘栋来救。路上尕玉问队长他们是否卖藏羚羊皮,队长承认“大部分上缴”,“经费都自己解决”。

刘栋向他的三陪女友借了钱去救队友,女友带着担心和伤心走了,刘栋拿着女友的钱,却被可可西里的流沙吞没。日泰和尕玉翻过雪山,却被偷猎者的枪手包围。马占林向日泰介绍他的老板,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试图缓和气氛),但日泰却说他希望“枪留下,人跟我走”。老板嘲笑他,他挥拳把老板打翻在地,却被老板像杀藏羚羊般杀死。马占林告诉老板尕玉“不是日泰的人”,还告诉尕玉顺着他们的脚印可以上公路。最后马占林站在日泰身边,看着他好一会儿才离开。

影片在日泰的天葬仪式中结束。尕玉写了报道,促使政府建立国家保护区,藏羚羊数目开始回升。希望通过藏羚羊的真实故事唤起大家更多的保护大自然保护地球的共识。

可可西里影评

仅从题材上来说,《可可西里》的命题无疑是悲壮与形而上的,它包含了生命、信仰、生存境况、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和谐诸多当代语境下时髦的哲学词组。在这一点上,导演陆川再次表现出了在他头一部电影《寻枪》里就表现出来的乖巧以及对主题遴选的敏感。导演陆川显然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这个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早已无法打动观众情感的时代,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受众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提醒。没有什么比返回原始状态下的直接冲撞更能满足这些早已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习惯性麻木的人们的情感需求了。

虽然是故事片,不过全片里导演采用却是一种类纪录片的手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包装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的一个标签。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电影表现手法的问题不谈,只从电影内容来谈谈导演的创作动机与片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图景。

也许出于更深的拓展主题的目的,在片子里导演试图不着声色引入两个对于都市人虽然陌生却兼具视觉与情感双重冲击的异域场景:天葬与流沙。遗憾的是,对于一个足够严肃并且对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这种努力却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有必要来普及一下这两个中国西部地区地理与文化场景的一些常识:天葬是藏族人对待自己死去同胞的一种宗教化的埋葬仪式,通常是用刀割开死者的皮肉,用石头敲碎骨头,将处理后的遗体置于高崖顶层以供路过的兀鹰吞食。正因为它的宗教化,所以在进行天葬的时候气氛会十分的肃重,而且天葬有着举行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通常会是天还未亮的凌晨时分的悬岩顶部,进行天葬时除了死者的亲友和必要的仪式主持者外,还有会一些专门负责看护秩序、防止外人参观的人员。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电影里的天葬镜头,就可以发现导演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电影里的天葬是在正午时分一个很普通的土坡之上,一群表情麻木的人四散于遗体周围,而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没有得到任务人的允许与阻拦直接就可以过去随便参观。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纰漏都彻底抹杀了天葬所可能带给人的形式与内蕴上的冲击,使得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纯粹对于观众猎奇心理的商业迎合。同样,作为电影里少数几个高潮段落之一的巡山队员被流沙吞没的片段,也有着一些常识上的漏洞——导演显然忽视了,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寒冷的高原地带,是不可能有流沙的存在而只会有坚硬到机器都无法敲开的冻土。

着重指出这两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情节纰漏的存在而对电影主题的削弱,更多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形式上裁切嫌疑的电影,这两点无疑是把握电影创作脉动的最佳出发点。如果一定要追问导演在这里的创作动机,给出的解释显然只能是因为导演想让观众看到它们,因为导演比观众更明白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即使不能发生的事情,导演也要求它必须发生——围绕主题取材之时,还有什么能比神秘的藏文化更能迎合都市观众的猎奇口味呢?而这无疑正是一切真诚和诚实的文艺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最为忌讳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艺术无法保持基本诚实、一个只从市场而不从内心自我出发的创作者会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艺术上真正的感动。失去了真诚的艺术创作,最后难免沦为一场媚俗的商业煽情。

这种来自商业意识的迎合嫌疑同样存在于电影的角色塑造之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早已经成为只存在于革命年代样板戏中的历史文物,但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形式的对形象的刻意美化依然是当今商业电影的恶俗特征之一,而《可可西里》中导演在人物塑造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这种特征的极佳样本,《寻枪》里曾经依靠主题的后现代而很好掩盖了的媚俗气味在这里彻底暴露。过于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常常会被人责于“媚雅”,正如过于对现实的夸大同样摆脱不了“媚俗”之疑。如果有幸看到过那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可可西里》一片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责疑陆川在《可可西里》里对痛苦与苦难放大的动机所在。我们会发现《平衡》里的巡山队员原来并不是如陆川所讲的那么悲观与愤世嫉俗,在苦难面前并不会如基督救世般的坚忍。而日泰的原型,那位队长,也没有那么严肃和沉重,他会在大城市的夜市溜达,会大声骂人,面对偷猎者他更不会摆出一幅英雄就义般的圣徒姿态。艺术允许渲染,但是艺术拒绝夸大,尤其是在夸大的同时标榜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这种失真的夸大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票房收入。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对《可可西里》的质疑是直接而有力的:一个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人去发掘一个边疆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更何况导演最终所裁取的题材是如此的讨巧。对电影的制作背景有足够了解的人会知道《可可西里》曾经有个两个版本的剧本,而第二个现成版本最终的结局也是由原来的大团圆的结局半途修改而来。一个连对自己所真正需要的表达都无法明了的导演是不可想象的,这往往直接导致艺术对市场的妥协,甚至于背叛。导演在电影里对苦难的贩卖正如导演本人在电影发布会上对拍摄过程艰难的祥林嫂式贩卖,我们即使不能说这种贩卖是刻意而为,至少这种商业意识已经让电影本该所包纳价值思考大打折扣。米兰昆德拉将媚俗概括为“把人类存在中基本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斥在它的视野之外”,反过来讲,把人类存在中人们乐于见到的一切奇货可居的贩卖于人们的面前以赚取眼球与钞票也许是比昆德拉嘴里的媚俗更深的恶俗。

当《可可西里》最终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凯旋,当导演带着剧组在各种媒体招待会上眼泪涟涟兜售电影拍摄的艰辛,当早已麻木了声光酒色的都市人对遥远边陲拟化出的粗犷生命追捧如潮时,这一切都验证了导演在这场富含目的性与艺术野心的预谋表演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遗憾的是,再成功的表演也终究只是一次表演。从导演精心缝裁的这幅“西域风情”画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一个对表象化媚俗进行超越与深化的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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